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——《商君书·更法》

战国时期(公元前475年—公元前221年)，随着井田制的瓦解，周名存实亡，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奴隶主变为私有并出租，他们是新兴的地主阶级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，变成农民。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统治，发展封建经济，各诸侯国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。

井田制是中国春秋以前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。井田就是方块田。“井田”一词 最早见于《谷梁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古者三百步为里，名曰井田”“井田者，九百亩，公田居一。”土地被划分成许多方块，因像“井”字形，故曰井田制。井田制是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，商时有文字记载，西周时盛行。井田属周王所有，分配给庶民使用。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，还要交一定的贡赋。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，周边为私田，中间为公田。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。

在这一时期时期，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，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，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。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。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，发展封建经济，建立地主阶级统治。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，如魏国的李悝变法、吴国的吴起变法等，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。

在战国七雄中，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，秦国是周朝时华夏族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诸侯国，秦人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。其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是商朝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，颇受商朝重视，为商朝贵族。后因嬴姓部族卷入了武庚挑唆的叛乱而遭到西周统治者的惩罚，被迫西迁，嬴姓部族因此沦为奴隶。

秦国立国时的范围主要是今天的陕西省，也就是古代常说的“关中”地区。在地势上，关中地区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。东面有太行山脉、南面有秦岭阻隔，在崇山峻岭之间有几处出入孔道，也都设关把守，比如著名的函谷关和武关。由于秦国地处西陲，文化上比较落后，中原诸侯都把他们当作野蛮人。秦国一度试图东进，将势力扩张到中原地区，但是却被春秋时期的超级强国晋国所阻挡。在数次东进碰壁之后，秦国改弦更张，向西部发展，不断兼并西部那些实力不强的少数民族部落。

当时秦被称为西戎， “六国卑秦，不与之盟”。公元前361年，新国君秦孝公即位。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，内有贵族的专横，决心奋发图强，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。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，上任伊始，便下令：“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”

商鞅入秦

商鞅本是卫国人，但卫国为强邻欺辱，已经衰落，有雄心大志的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而本想在魏国一展抱负，也受到了冷落，商鞅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专研以法治国，受李悝、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。后作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，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：“公孙鞅年少有奇才，可任用为相。”又对惠王说“王既不用公孙鞅，必杀之，勿令出境。”公叔痤死后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，便带着李悝的《法经》到了秦国面见孝公，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，孝公大喜。前359年任左庶长，开始着手变法改造。

秦孝公是个理想的领导者，他想让秦国从内忧外患中走出，建立春秋霸业。商鞅得到秦孝公的重用，秦孝公也如鱼得水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，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。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，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，以理服人。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，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、杜挚说话，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，看看谁更有道理。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，使反对派哑口无言，才称之为“善”，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“卒定变法之令”。这说明，秦孝公是民主的，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，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。

准备变法

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循古而兴；殷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”从而主张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（《商君书·更法篇》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。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“法古”“循礼”的复古主张，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