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在我们看来，那更可能是，大众对作为紫霞、作为前任、作为女神的朱茵的兴趣，远高于对作为演员的朱茵的兴趣。所以20多年过去，她发唱片，演舞台剧，身边人已经从男友升级为老公，并且多了一个女儿，人生的篇章早从少女翻到了中年，然而新片宣传的采访里，仍然避不开对当年直截了当或者影影绰绰的好奇。她如果回答，会被批评消费过去，沉默或回避，也能被不同观者阐释出不同的意味。

“其实人家怎么说，我根本没理的。”她对我们说，“别人你控制不了，所以我都的目标都只会定在自己身上。“

“但你有的时候还是得借助这样的形象出现。”我们问她，“比如你上综艺，你还得去扮成紫霞，因为那是大众需要的，你介意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演了就不介意，我介意就不会演。”她几乎不假思索：“我的世界很简单的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。这样子就很快乐啊，不需要想那么复杂。”

朱茵在综艺中重新扮演紫霞仙子

我们让她回忆一件被逼着做的事情，她为难地想了想：“比如我讨厌这科书，但明天要考试，我就被逼去念一遍，但明天考完就忘记。”

听起来，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

无法做自己不喜欢的事

“我从小是很有爱（的环境里）长大的一个小朋友，所以我很有自信心。”朱茵对我们解释。

在她的描述中，她的家庭堪称正能量源泉。朱茵的父亲是个科学爱好者，一直坚信有外星人。对女儿的教育上，不仅带她看艺术展、欣赏画作，也让她接触科学，鼓励她培养各种兴趣。并且让她从小就知道如何合理评估并理性表达自己的需求。

母亲给她的则是无条件的爱与包容。朱茵是家中小女儿，与姐姐相差10岁，备受宠爱，工作之后也有很长时间与父母同住。不管多晚母亲都等她收工回家，给她留饭，陪着她一起吃完。

朱茵照，圆眼小脸十分可爱

父亲教会她理性思考、分析利弊：“所有的东西在一起（等你挑选），你先看到你想要的好的地方，再看到不好的地方，那些负面的你能不能承担？（想清楚再选）就ok了。”

母亲则让她学会用在更柔软的角度去理解世界：她第一次感受同理心，就是因为母亲在教她什么事情不该做时，不是说“不许”、“禁止”，而是说：“如果你这样做，妈妈会很伤心，别人也会不开心。”

她从小就习惯自己拿主意。“我家只是小康之家，不是大富大贵那一种。基本上是，想要的东西可以给你买，但只能买一个。那我从小就知道，怎么找到我最爱的东西。”朱茵说。

“你买完之后不会后悔嘛？觉得要是之前选了另一个可能更好？”我们问她。

“从来不会。”她笑，得意溢于言表：“我爸爸教得我很好的。每一样东西（的利与弊）你都必须能够承担，你才可以选择。”

她不怕做出选择必然带来的损失。那种面对世界的无所畏惧背后，或许就是她的原生家庭的支持，不仅是物质上，更是心理能量上。

在这个过程里，她会参考别人的意见，但必须是，只听道理，不服强权。“从小我听别人的话，一定是要听到能说服我的道理，而不是因为你是老师、你是爸爸妈妈。”

朱茵出生在1971年——对一个香港女性，这不仅是交代年纪。在这一年的香港，《大清律例》被废止，纳妾不再合法；义务教育开始实行，孩子无分性别都必须接受教育；同时，随着香港经济起飞，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开始接纳女性——如果很长时间来，香港精英女性给人的普遍印象是经济独立、个性自由、自我强大，那么，这一年或许可以被视为原点。

而1971年出生的朱茵，她成长过程里视之为榜样的，尽是些扬眉女子。中学时对她影响颇深的是一位港大毕业的女老师，鼓励她自由表达观点，朱茵喜欢上舞台剧、加入学校戏剧社，也有这位老师的推动。喜欢的作家是和，为她普及了自己掌握经济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性。而早年间，她在TVB的偶像是——被评价为“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”，特别明白自己要什么：不结婚不生子，努力做事业女性，自己挣钱，买花也好，买楼也好，全凭自己高兴。

朱茵和郑裕玲一同出席高级时装汇演